《子夏易传》第十五章 子夏易学初探春秋 · 春秋
据《隋书·经籍志》和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记载，孔子弟子卜商卜子夏传《易》，《七略》《中经簿》《七录》《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等载有子夏易学著作《子夏易传》。由于《七略》“《易传》子夏，韩氏婴也”记载的歧义性，以及《汉书·艺文志》不载《子夏易传》，遂有人怀疑子夏传《易》，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不是卜商，而是汉人韩婴。《子夏易传》唐时尚存但已残缺，至南宋时已亡佚，以后出现的十卷本和十一卷本的《子夏易传》都是伪本。幸赖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孔颖达《周易正义》等书中引用了《子夏易传》的一些内容，《孔子家语》、《说苑》等书中引用了子夏论《易》的一些言论，这是我们仅见的较可靠的子夏易学资料。对这些资料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当能对《子夏易传》的作者以及子夏的易学思想，获得较清楚的认识。今人刘大钧先生、刘玉建先生等对《子夏易传》已有很重要的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有关子夏易学的十条资料作一考察，对《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还是韩婴、子夏易学的思想特色两个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周易正义·卷首》曰：“但《子夏传》云虽分为上下两篇，未有‘经’字。‘经’字是后人所加，不知起自谁始。”可知在《子夏易传》中，《周易》卦、爻辞部分只是称为“上下两篇”，还没有称为“经”。案西晋武帝时出土汲冢竹书，其中有《易》类书，已经有“《易经》”之名，《晋书·束皙传》记曰：“《卦下易经》一篇。”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估计汲冢是战国晚期之初，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年的魏墓，是可信的。这是墓中所出竹简写成时间的下限。”这说明《周易》称为“经”最迟不晚于战国晚期之初。《子夏易传》称《周易》为“上下篇”，而没有称为“经”这一事实，证明《子夏易传》的成书一定不晚于战国晚期之初，这也是《子夏易传》的作者不可能是汉人韩婴的一条铁证。
又，《周易》最初是称“上下篇”的，正如刘大钧先生所考证：“《汉书·艺文志》云：‘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很清楚，班固认为是最初‘重《易》六爻’时，分成的‘上下篇’，而《系辞》又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可证创作《系辞》时，仍称曰‘篇’。”这说明《周易》称“上下篇”极早，子夏于《子夏易传》中称《周易》为“上下篇”，正是承袭《易》之古义的一种成说，这证明《子夏易传》的成书确实很早。
（二）今本《易经》《谦》卦，《经典释文》云：“《子夏传》作嗛”，可知《子夏易传》“谦”作“嗛”，而帛书《周易》也作“嗛”，《子夏易传》与帛本同。刘大钧先生考证《子夏易传》与帛本作“嗛”是用古文，今本作“谦”是用今文，他说：“案《汉书·尹翁归传》：‘然温良嗛退，不以行能骄人。’颜师古注：‘嗛，古以为谦字。’再，《汉书·司马相如传》：‘嗛让而弗发。’颜师古注：‘嗛，古谦字。’《国语·晋语一》亦有‘嗛嗛之德’、‘嗛嗛之食’。以此知……《子夏易传》及帛本亦是用古文，今本作‘谦’是取今文。”可见《子夏易传》的内容较古。又，韩婴的《韩诗外传》中记载了一些《易》说，其卷三云：“《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可知韩氏《易》中《谦》作“谦”，是取今文，与《子夏易传》不同，《子夏易传》的作者决不可能是韩婴。
（三）今本《易经》《颐》六四爻辞“其欲逐逐”，《经典释文》载：“《子夏传》作‘攸攸’。”帛书《周易》作“笛笛”，上博战国楚竹书《周易》作“攸攸”，可见《子夏易传》和竹书同。刘大钧先生考证《子夏易传》和竹书作“攸攸”为古文，其曰：“《汉书·叙传》：‘六世眈眈，其欲浟浟。’颜师古注：‘浟浟，欲利之貌也。浟音涤。今《易》浟字作逐。’由此可知，作‘逐’字为今本，作‘浟’字为古本。而《子夏易传》作‘攸攸’，正与竹书同。荀爽作‘悠悠’，刘歆曰‘跾，远也’，其说皆由古《易》而来。”可见《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其成书不应晚至汉代，韩婴作《子夏易传》是不可信的。
（四）今本《易经》《丰》卦九三“丰其沛”，《经典释文》曰：“子夏作‘芾’，《传》云：‘小也。’”是《子夏易传》“沛”作“芾”，释“芾”为“小”义。《诗·甘棠》：“蔽芾甘棠”，毛传：“蔽芾，小貌。”孔颖达疏曰：“《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樗’，笺云‘樗之蔽芾始生’，谓樗叶之始生形亦小也。”是古“芾”有“小”义。又，《丰》九三“沛”，除子夏作“芾”外，郑玄、干宝亦作“芾”，《经典释文》：“郑、干作‘芾’，云：‘祭祀之蔽膝。’”而上博战国楚竹书《周易》亦作“芾”，看起来似乎子夏、郑玄、干宝皆与战国竹书同，实际不然。案郑玄、干宝作“芾”，乃以朱芾、赤芾之芾释之，《说文》：“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诸侯赤巿，……韍，篆文巿，从韋从犮。俗作紱。”段注：“此（韍）为篆文，则知巿为古文也。”是郑、干之“芾”即“韍”字，故释曰“祭祀之蔽膝”，其解《丰》九三“丰其芾”之“芾”，乃蔽而使暗之义。王弼注即取郑义：“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这与子夏释“芾”为“小”义不同。考《象传》释九三爻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象传》显然是以“沛”为“小”。《子夏易传》与《象传》一致，又与战国竹书《周易》相同，说明《子夏易传》确有《易》之古义，而郑、王、干之《易注》则与古《易》远矣。
（五）《周易正义》在《乾》卦辞“元亨利贞”下引《子夏易传》：“《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周易集解》也引《子夏易传》这段话，与此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易传》以“始”释“元”，与《春秋公羊传》完全相同。《春秋》隐元年《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显然以“始”释“元”。案《公羊传》传自子夏，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传《春秋》者非一”，唐人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可见《公羊传》以“始”释“元”正是承自子夏。而《子夏易传》也以“始”释“元”，与子夏《公羊传》相同，这正是《子夏易传》的作者为子夏的一条力证。
考今本和帛本《易传》，可知子夏“元，始也”的讲法承自于孔子。《彖传》释《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文言》释《乾》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帛书《易传》的《二三子》曰：“[卦曰：黄裳元吉。孔子曰：此言]□□□□□者也。元，善之始也。”将今本和帛本《易传》相印证，可知孔子已经以“始”释“元”，子夏的讲法正是秉承孔子。
再者，《彖传》和《文言》都有对《乾》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我们将《子夏易传》的解释和二者相对照，会发现子夏和《彖传》相一致，而与《文言》不同，这表现出子夏易学的思想特点。我们看：《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正是《子夏易传》“元，始也”；《彖传》“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正是《子夏易传》“亨，通也”；《彖传》“保合大和”，正是《子夏易传》“利，和也”；《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是《子夏易传》“贞，正也”，二者在内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彖传》释“元亨利贞”，是“性与天道”的讲法：天道为万物之始源，万物的性命得之于天道并上通天道，在天道的流行变化中，万物各得正定其性命，呈现一个和谐的宇宙。这一种形上的讲法，正是孔子本于古《易》象数而发乎义理，将卜筮之《易》提升为哲学典籍的典型体现，也是孔子本于《易》之“古义”而开创出《易》之“新义”，开创出易学研究新理境的体现。
再看《文言》对“元亨利贞”解释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我们知道，《文言》的这种说法完全承之于孔子之前的《易》之古论，《左传》襄公九年载穆姜筮卦，她就引用了这段古语说：“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文言》所袭用的古语以“体仁”“长人”释“元”，以“嘉会”“合礼”释“亨”，以“利物和义”释“利”，以“事干”“固”释“贞”，这是一种伦理的、道德的讲法，与《彖传》哲学的讲法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层次和思想境界。子夏承于孔子而不取古语的讲法，说明他对孔子所开创的新易学，对新易学所蕴涵的精微大义，已有深入契会。
（六）《周易集解》释《乾》初九“潜龙勿用”，引《子夏传》曰：“龙所以象阳也。”子夏是以“阳气”释“龙”，这与《象传》《文言》一致，《象传》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文言》曰：“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子夏和《象传》《文言》以“气”，具体而言以阳气和阴气言《易》，这正是古代“《易》以道阴阳”的特色，也与孔子以龙之德言阴阳二气变化之《易》义同。帛易《二三子》记载了孔子向弟子论述此义的情形：“二三子问曰：《易》屡称於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高尚行乎星辰日月而不晀，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纶则有天□□□。穷乎深渊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隋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乡，鸟守弗干。曰：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刑，神能之至也……知者不能察亓变，辩者不能察亓义。”孔子的论述强调“变”，他以龙的变化来讲阴阳二气的变化，所彰显的正是《系辞》所言变易的道理：“《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孔子讲龙之德既能阳，也能阴，子夏讲“龙所以象阳”，应该说是承之于孔子。
（七）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文言》论《坤》卦初爻爻辞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可看到子夏所言与《文言》相同，其思想当来自孔子。帛易《二三子》和《衷》篇也记载有孔子论《坤》卦初爻爻辞，《二三子》：“卦曰：履霜，坚冰至。孔子曰：此言天时 戒葆常也，岁□□□□□□□西南温□□，始于□□□□□□□□□□□之□□□□□□□□□□□□□□□□□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亓孙贵而宗不傰。”《衷》：“天气作□□□□□□□□，亓寒不冻，亓暑不曷。《易》曰：履霜，坚冰至。子曰：孙从之胃也。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君子见始弗逆，顺而保□□ 。”在这里孔子本之于古“卦气”说而讲君子慎始重渐的义理：依八卦“卦气”说，《坤》居于西南方位，当一岁立秋之时，寒气初萌，寒霜将降，顺从其道，渐积而至大寒的坚冰时节。君子观此象，而慎其初始，重其渐变。《文言》和子夏讲积渐，当是本于孔子这段言论，只不过只录义理，没记载“卦气”说罢了。因此，子夏这段言论应有“卦气”说的背景，子夏对古“卦气”说，应有所了解。
（八）今本《易经》《贲》六五爻辞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经典释文》载《子夏易传》释“束”曰：“五匹为束，三玄二纁，象阴阳。”子夏此释以阴阳说《易》，但与上面讲阴气和阳气不同，这里讲《易》数的阴阳。今本《系辞上》引古“天地之数”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云云，三为天数，也即阳数，故子夏言象阳；二为地数，也即阴数，故子夏言象阴。可见子夏对古《易》数是很了解的。
（九）《周易正义》在释《象·益》“风雷，益”下引《子夏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盈。”子夏此言，实际上涉及《易》之古义——“卦气”说。“卦气”之说，一般认为是汉人所创，其实其源甚古，先秦时已经存在。以“卦气”六日七分说，《益》居正月立春之时。《大戴礼记·夏小正》云：“正月：启蛰。正月必雷。”《逸周书·时训解》云：“立春之日，东风解冻。”《益》卦下《震》上《巽》，《震》为雷，《巽》为风，立春以后，雷动于下，东风劲吹，万物蠢蠢而动，开始生长繁盛，正是“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盈”的生气勃勃的春天景象。因此子夏所言，正是古“卦气”说。
子夏《益》卦言“卦气”，乃是承之于孔子。帛易《要》篇记有孔子向其弟子——“二三子”论述《损》《益》之道，其曰：“孔子 《易》至于《损》《益》一（应为“二”，引者按）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应为《损》，引者按）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损），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损》之始凶，亓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孔子论《损》《益》之道，阐发审察吉凶之门的君道，也见载于《孔子家语》、《说苑》和《淮南子》等古籍中，说明此事是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家语》《说苑》记载向孔子请教《损》《益》之道的是子夏，如《孔子家语·六本》：“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说苑·敬慎》：“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由此可推知《要》篇所记亲闻孔子讲《损》《益》之道的“二三子”中定有子夏。而孔子讲《损》《益》，正讲到古“卦气”说②。以“卦气”六日七分说，《益》居正月立春之时，正是孔子所言“《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损》居七月立秋后处暑时，正是孔子所言“《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孔子所言，正为古“卦气”说。孔子在讲解《损》《益》卦时，引用古《易》的“卦气”之说，子夏亲闻并“志之”“终身诵之”，《子夏易传》记载《益》卦“卦气”之义，就很自然了。
（十）《孔子家语·执辔》篇载有子夏论古《易》的一段资料，兹录如下：“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宣人生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耦，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敢问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对于这段资料，我们已经考证涉及到一套古《易》象数。从《易》象上说，即《乾》为日，为人；《坤》为月，为马；《艮》为斗；《兑》为时，为豕；《坎》为音，为猿；《离》为律，为鹿；《震》为星，为虎；《巽》为虫。从《易》数上说，即《乾》为一，《坤》为二，《艮》为三，《兑》为四，《坎》为五，《离》为六，《震》为七，《巽》为八。这是一个与今本《说卦》所载古《易》象数系统不同的另一古《易》系统，从这一古《易》资料为子夏所“闻”，孔子亦“昔闻老聃”，可推知这一古《易》象数系统应在孔子之时或以前即已存在，其渊源颇为久远。
从子夏所引述的这段古《易》资料看，它是从古《易》象数来追溯人及万物的气分之本，即道之根据，所谓“唯达德者，能原其本”，“德”者“得”也，即得于道，得于道即原其本。这段古《易》资料的理路，是由象数达于道，这与孔子的研《易》理路是一致的。据帛书《要》篇记载，孔子说他研《易》是由“数”而“达于德”，“数”指《易》之象数，“德”固然有伦理道德的人道的含义，但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指包容并超越于天道、地道、人道的总本根意义上的道，因此孔子的研《易》理路是本于象数而达于道。帛书《要》篇记孔子论《易》之道和今本《系辞》记孔子论《易》数，都鲜明地体现了孔子的这种理路。《要》篇记孔子曰：“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也，此谓《易》道。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请者也。故胃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以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百篇，难以致之。……能者 一求之，所胃得一而君毕者，此之胃也。”孔子之论《易》，由古《易》日月星辰之象而上及阴阳天道，由五行之象而及柔刚地道，由君臣父子夫妇之象而及上下人道，由五官六府之象而及君道（亦即人道），再由天道、地道、人道而“求一”“得一”，即最终达于道，这体现了孔子由《易》象而达于道的理路。今本《系辞》所记则体现孔子由《易》数而达于道的理路，《系辞上》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以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孔子由“天地之数”、“大衍之数”论及“成变化而行鬼神”“变化”的“道”，即由《易》数而达于道。因此子夏论《易》，由古《易》象数而及《易》道，与孔子的研《易》思路一致，这一方面说明子夏受《易》于孔子，对孔子的易学理路确能深入契会；另一方面说明子夏易学知识广博，对古《易》象数确有深入的了解。
现在我们对以上子夏易学资料考证作一总结。（一）（二）（三）（四）（五）条说明《子夏易传》的作者确应为孔子弟子卜商卜子夏，《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其成书确应较早，《子夏易传》的作者为汉人韩婴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六）（七）（八）（九）（十）条说明子夏对《易》之“古义”，如八卦古逸象、逸数、古“卦气”说、古《易》道阴阳重象数等古《易》内容和特质，熟知并能深入把握。（五）（七）（十）条说明子夏对孔子由象数而达于道的易学新理路、“性与天道”的易学“新义”，有深入的契会和领悟。《子夏易传》虽已亡佚，由以上考证，我们可推知子夏易学的思想特色当是《易》之“古义”和“新义”兼容。
古代易学发展至孔子，实有一重大转折。孔子之前的易学，是为《易》之“古义”，这些“古义”主要关涉的是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的卜筮之旨。孔子从《易》之“古义”出发，本于象数而发乎义理，由“明数”而“达德”，由神道而人文，由讲阴阳灾变而讲性与天道，开拓出研《易》新理路，创造出易学新理境，从而将卜筮之书提升为哲学典籍，将《易》之“古义”发展为《易》之“新义”。孔子讲《易》，讲卜筮，更讲德义；讲阴阳、五行、“卦气”，更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讲《易》之“古义”，更由“古义”生发“新义”。因此，孔子易学，既包含《易》之“古义”，同时更有“新义”，是容“古义”和“新义”于一体的儒门新易学。帛书《要》曰：“夫子老而好《易》……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之好之乎？’夫子曰：‘……予非安亓用也。’[子赣曰：]夫子今不安亓用而乐亓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赣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世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要》篇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孔子新易学的特点，同时也说明对这一新易学，时人甚至孔子的一些高足，如子赣（即子贡）等人，都不能理解，以至孔子发出“疑丘”的感叹。
从上面的考证，可知子夏对孔子的新易学则有深入的理解，他既熟知其“古义”，又能契会其“新义”。据《论语·子张》载：“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四书集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子夏认为《易》之卜筮虽属小道，但也有“道”在，因此“必有可观”，但不可拘泥沉溺于此，必须超越它、提升它，要以成就君子大道之学为宗旨，这与孔子的新易学观完全一致。子夏的这种易学观可能是自己在研《易》中形成的，也可能是受自于孔子而形成的，但不管怎样，孔子和子夏易学观一致，在研《易》中师生二人于心戚戚、感而遂通，是可以想见的。在孔子授《易》的“二三子”诸弟子中，子夏受于孔子《易》必良多，当最能肯认孔子易学之大体。因此，子夏易学直承孔子易学，兼容“古义”和“新义”，正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