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七八明 · 邱濬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頤曰：“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朱熹曰：“天在上而火炎上（上聲），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異，同則一異則二，惟有以一其二，然後有以合其異而同焉。是故理出於天而具於人者為道、為德、為事，事在天下者有族、有物，族以類而聚，物以群而分，其聚也各以其類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苟非在上者一之以道德，安能使其合者不苟於同而殊者不終於異哉？合者不苟於同，殊者不終於異，則鹹為道德之歸，此人所以無異心、家所以無殊俗、國所以無異政也。天無不覆而火上於天，故明之所及者廣，於凡天之所覆者無不照燭，蕩蕩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

朱熹曰：“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

臣按：國國自為政、家家自為俗者，由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由乎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也。使文武之君常存而道德之教不息，禮義興行，政教不失，上焉而君有所依據以為治，中焉而臣有所持循而輔治，下焉而民莫不守其製而不敢易、遵其化而不能違，如此，則億兆家如一家，千百國如一國，千萬世如一世矣。

《王製》：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陳祥道曰：“考禮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以同其趣向，如此，則禮刑一而無異政之國，道德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

臣按：禮刑出於上而行於下，諸侯當無事之時而行來朝之禮，則稽考其禮之行於侯國者，恐其或有所違僭者乎，違僭則亟改之；質正其刑之用於侯國者，恐其或有所偏枉者乎，偏枉則亟正之。若夫德之為德，則上下之所同得者也，上本是德以為政教，而侯國之政教亦必率而行之，苟有異同焉則非一矣，故必一之使上之所行、下之所遵同一天理之公、人道之正也，如是，則是能尊崇天子之命矣。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鄭玄曰：“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道以為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為德，所謂同之也。”

方愨曰：“道人所共由，德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一道德而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

臣按：天地之生人也，雖同一其天而各異其地，惟其地之異是以所習者不能無異焉，此其所以有異俗也。聖人居天子之位，宅中以圖治，必反其習之異以歸之同焉，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矣，何也？蓋蚩蚩之民所生於地者，其氣雖異，而所稟於天者其理則同，彼以其氣之偏而異其趣向，吾則本天地之正氣、人心之正道，抑其偏而返之正，合其異而歸之同，使天下之人同其趣向而無彼疆此界之殊，是豈別為一種巧妙之法出於其性分之外哉？無非因其固有之理使複其初而已。是故天生人而與之以性，人所共由者謂之道，人所同得者謂之德，各由其所由自以為宜，各得其所得自以為是，而不知其所由者非所當由、其所得者非所當得，人人各是其所是而不知其為非，此天下之俗所以紛紛不同也。聖人在上則設為學校、建立師儒，本義理以為教條，著經書以為教法，必則古昔，必稱先王，必明聖人之道，諄諄然而播告之修，切切然而申明其義，使天下之人鹹知道出於天而行於人，德本於道而得於已，同一降衷之理，同一秉彝之天，敢有非吾之道而道其所道、非吾之德而德其所德，則政令之所必禁、刑罰之所必加也。如此，則營東、濬西、越南、冀北，地不同而皆同其天，人雖異而不異其行，風俗豈有異同者哉？吾見人人同其所行，家家同其所習，處處同其所尚矣。風俗豈有不同者哉？然則風俗所以同者，夫豈無其故哉？上文有曰“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製。吾修吾之禮，則凡吾人自幼而長、自老而死皆有所據依，以慎終追遠會合交接，而彼禱禳、追薦、髡首、絕類者自不為矣；吾明吾之教，則凡吾人由親而疏、由內而外皆有所聯比以尊尊、親親、長長、幼幼，而彼假合私昵、反倫悖道者自不行矣，禮修而教明則道德一矣。然其散見於人為者，一有過焉則有以悖禮而傷教，而道德不能保其久而不變矣，故又有八政以齊之焉，是故異服異言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誅，百工技藝皆有常業而不敢習為異端，日用器械皆有定製而不敢作為邪異，尺度權量長短、大小必同，物數布幅多寡、廣狹必定。如是，則若遠若近、曰大曰小皆不敢立異改常，均齊方正，鹹惟道德之歸，此天下風俗所以常同也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範祖禹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

程頤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史伯璿曰：“專治而欲精之，言精於其學便有此害，非謂精之而更加工巧方有此害，佛氏之學能棄君父、滅綱常，立教之初便有此害也。”

何基曰：“人之所以攻治異端之說者，其錮蔽之深者固無足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士而亦學之者，不過謂彼有所短亦有所長，吾但取其所長而去其所短，而不知本領既非所謂善者，非真善攻而治之陷溺益深、為害滋甚，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為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推救焚拯溺之心，援學者於顛冥之地，其為人切矣。”

臣按：風俗之所以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以異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戰國之時，異端之大者在楊墨，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風俗皆同而道德無不一，非絕去異端之教不可也。然在孟子則辟楊墨，在韓、歐、程、朱則辟佛老，然而終莫如之何者，非獨不能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非謂嚐去矣而複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也。蓋彼之所以盛行者，非彼立法之善也，亦非為彼之人之能也，彼窺吾之所有者而盜之，吾失之而彼得之，吾非獨不知彼竊吾之所有，往往訐其所短而較以是非，謂彼之所為者近是於吾而非。噫！抑孰知彼之所以為我害者，即我之所固有者哉？夫攬取人之物而竊用之，宜其近是而非也。彼之群居而聚食，竊吾學校養士之禮也；彼之誦經而說法，竊吾弦誦教士之禮也；彼之祈禳，竊吾祭薦之禮也；彼之追薦，竊吾殯虞之禮也，吾用其真者則彼贗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於權臣僭竊，曰“惟禮可以已之”，臣於異端亦雲。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行則道德一矣，道德一則風俗同矣。蓋道德其理也，而禮則其禮之有節文而見於事而可行者也，是故吾有學校以養士，非學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經術以教人，非經術不得以駕說；有禮以祭神，非其鬼則不許祭；有具以送終，非得為則不許用。如是，則彼之教吾之人，非獨不敢為，且不暇為而亦不屑為矣，道德其有不一、風俗其有不同也哉？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臣按：為治之道二，政與教而已。政有紀綱，教有樞要，為政而振其紀綱，為教而撮其樞要，治道張矣。夫以四海之大、兆民至眾，人各一心，心各一見，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樞要，總攝而整齊之，使一其歸，人人必濟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見，天下何由而統於一也？聖人有見於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說焉。然道德之體一而已矣，而其為用則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見，自皆以為道德也，然皆似是而非是，故以非為是者滔滔皆是也。習申韓者以申韓為道德，習楊墨者以楊墨為道德，習蘇張者以蘇張為道德，習佛老者以佛老為道德，紛紛籍籍，各以其所道德者以為道德，其與學孔孟者之於孔孟之道德若無以異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為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武帝即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為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為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者之道大明於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嗚呼！其有功於世道，亦豈細哉？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製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為詳博，其間不能無繆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呂祖謙曰：“傳注之學，漢之諸儒專門名家，以至魏晉、梁、隋全經固失，然鄭玄、王肅之徒其說猶存，猶有可見之美。自孔穎達集眾家之說為《正義》，後之觀經者但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複存矣。”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儒臣撰《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道德雖具於人心、出於天命，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安知其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誌於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風俗為務，同風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為先，一道德者苟不質正於聖賢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而施行之哉？雖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聖賢之言具載經傳，不有以表章而發明之，上之人何以為據，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往往留意於經籍而命諸儒考正而會稡之，用以頒布天下，使家傳而人誦之，則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則為道德、不如是則非，鹹為道德之歸而風俗醇正而無彼疆此界之殊矣。唐太宗有見於此而命孔穎達以考正六經，而穎達不足以承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繆冗，則亦何益之有哉？穎達之學雖有可疵，而太宗之見則超然出乎後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我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用陳澔《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注》《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戶牖而殊軌轍，或泥於訓詁，或流於讖緯，至於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後經旨大明於世，而我列聖又表章之，遂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岐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東晉範寧好儒學，性質直，嚐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寧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遊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曆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眾之罪大也。”

臣按：老莊之說，疾世俗之孳孳於利祿而不知所底止，故肆為論說，欲矯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之人祖其言以為說，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韓用之以為慘刻，王、何用之以為浮蕩，申、韓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晉滅，此無他，道德不明於天下，立說者各自道德其道德，而用其說者不知其所謂道德之非道德故爾。向使明君在位，而輔其政者有其人，師表立於上，義理明於下，豈有是哉？宋之時道學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之說以濟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從而信之，遂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效微，一時士大夫其所崇尚者雖邪正與晉人不同，而同歸於亂。嗚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擇而精察之哉。

韓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臣按：古之民四而其教一，當是之時，人無異習，士無異學，此風俗所以醇厚也。蓋民分於四，各有恒業而衣食易給，教專於一，士有定見而趣向不差，風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興而民與教皆增其二，議論則此是而彼非，風俗則日異而月不同，此無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歐陽修曰：“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臣按：歐陽修此言推本之論也，然謂之曰此自然之勢也，臣則以為此自然之理也，豈但勢哉？彼佛者去吾中國數萬裏，其勢無由至中國，然其所以導之入吾中國者，中國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國餘千年，其勢已堅牢不可動搖，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設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勢誠有不易然者。歐陽氏欲吾修補吾政教之闕廢者，誠反本之論，然吾政教之闕且廢非一日矣，一旦複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豈能皆得卓然不惑者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定為家鄉之禮，頒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禮，其勢自衰，此則朝令而夕可行也。積數十年，人皆知吾禮之簡徑而覺彼法之勞攘，有損於財無益於事，自然廢置而不振，英君誼辟有誌於扶世教、辟邪說者出於其間，舉韓子所謂人人火書廬居之說，乘其衰而去之，則中國三代道德之教、禮義之俗頓然複矣。

修又言於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為《五經正義》，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特詔儒臣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於今日者，實賴孔穎達之《正義》，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世之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製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夫自有宋九儒講明經旨，一洗漢唐之陋，六經之文如日中天，六經之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荀況、揚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不過傳習之言，而因心考義者雖若有差，終有的然之見，此古之聖賢其教人皆引而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者，有由然也。今五經四書，先儒訓釋明白無疑矣，學者口誦而心解，不複致疑於其間，然所謂無疑者，豈真無疑哉？朱子謂今之學子能言真如鸚鵡，蓋鸚鵡之言效人聲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間草澤之儒紛然雜出，於所謂五經四書者又各加訓解，大意主於立說而不盡以解經，其間可取者不過數家，其餘皆欲炫奇鬥勝耳。解經而炫奇鬥勝，其視漢人之專門名家則又益卑矣，宜俾學經者專究心於聖經，然後及於宋儒之傳，一以是為主，然後博考漢魏諸儒之訓詁、製度、名物焉，有餘力則旁及於近世諸人之訓說可也。乞敕儒學之臣精加考擇以示學者，並示以讀經之法，必先經而後傳，而後及乎諸說，則心有定見不為異說之所惑亂矣，是乃一道德之門徑也。

曾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眾、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曆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嚐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嚐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蜂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複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

臣按：百家眾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聖人大學之道則如心，君處靈台之中，為百骸之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為用而底於大成焉。如此，則學有統、道有歸，所守者同一道、所傳者同一說矣。

程顥言於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複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凡執事、方嶽、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誌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恤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製。如此，則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虞集曰：“明道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

臣按：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臣竊以謂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必欲得賢才以正風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則人執私見、家為異說，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統一矣。必欲道德之一而鹹惟中正之歸，則又在師道之立焉。立師道以修學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風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經典，講明義理，以一人心之趨向，期於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而後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謂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曷足以當茲任哉？惟我祖宗建學立師，教育人材一以五經四書為教學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縉紳之列，未必無其人也，盍加推訪其間有德行文學、聞望素著寇於一時為內外所推重者，即僉舉以聞，命以師儒之首秩，俾之自擇其屬，必得如程子所謂篤誌好學、材良行修者以充其選，而又於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如程子所雲者，授以璽書，責以提督作興之任，俾其率領群儒詳立規條，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為準則根據，學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學規，士子所謂習者必太宗皇帝所頒之書籍，參諸古典，酌以時製，凡夫學校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節目次第，門分條具，以為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又頒之天下，如此，則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其所得以為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無窮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厘百司之務，擇其深於道義者留以為太學之師，散其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於教者之教以卒業於太學、以分任於有司、以推教於他人，彼此承傳，後先授受，同此《詩》《書》之習，同此道德之歸，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職業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風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者不謀利而計功，為學者不駕虛而翼偽，修辭者不厭常而喜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渾渾乎和平溫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不是過也。由是觀之，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正風俗，正風俗之要莫切於一道德，程顥一世大儒，言於其君欲其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顥之言以為九重告。

朱熹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辟，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論，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吾惟明吾之道德，則彼所謂非道之道、非德之德皆因吾之是而見彼之非，政不必拘拘然而與之較負勝也。吾道既明，吾黨既眾，則自然所至成俗，不日而複三代之舊矣。

以上一道德以同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