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一○明 · 邱濬

▲明复仇之义

《周礼》：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谓相与为仇仇）而谐（谐犹调也）和之，凡过（谓无本意也）而杀伤人者，以民成（平也）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郑玄曰：“一说，以乡里之民共和解之。”

吴澂曰：“为亲复仇者人之私情，蔽囚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无公法则已，如有公法则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唯欲斯民之和协也，如其不从教，则不睦之刑从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属乃掌万民之难使之相避，是使天下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人君之公法不复可行于世，与大司徒之教相反，如必曰从人之私情，则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辟诸海外亦未为得，盍亦使之弗共戴天而后可也。”又曰：“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勿令仇，仇之则死。果如是，殆将使天下以力相陵，交相屠戮，往来报复，无有已时，圣王令典决不若此之缪。”

臣按：调人之和难，盖谓过而杀伤人者也，如律文所谓误杀、戏杀、过失杀之类，以其本无意而杀人而或致其人于死事，虽可恶而情则可矜。然死者不可复生，孝子、弟弟、忠臣、义士其于父兄、师主之死不以其天年，彼虽无故杀之心，而其父兄、师主实因之而死，其心有不能忘者，然其人或在十议之辟及有益于斯世，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调人之官以和其难，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郑氏谓“过，无本意也。成，平也。以乡里之民共和之”，盖以谓报仇天下之公义，宥过圣人之微权，若施之以法则伤孝子之心，姑避之于他，少舒报者之愤。先王治世不专以法，法之中有情，不专以仁，仁之中有义如此。夫我圣祖作为教民榜文，颁示闾里，有曰：“民间除犯十恶及强盗杀人外，其有犯奸盗诈伪人命，本乡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不愿告官系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身遭刑祸，止于老人处决断者听。”呜呼，圣祖之意，其与《周礼》调人“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者不约而同也。

朝士，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

郑玄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谓同国之相辟者将报之，必先言之于士。”

臣按：所谓士者非谓朝士也，凡书于乡士、县士、方士皆是也，既书于士而上于朝士而掌之。

典礼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吕大钧曰：“杀人者死，古今之达刑也。杀之而义则无罪，故令勿仇，调人之职是也；杀而不义则杀者当死，宜告于有司杀之，士师之职是也。二者皆无事乎复仇也，然复仇之文杂见于经传，考其所以，必其人势盛，缓则不能执，故遇则杀之，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复父仇，仰无以视乎皇天矣，报之之意誓不与仇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

马希孟曰：“先王以恩论情，以情合义，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义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游也，其为仇则一，而所以报之者不同。或弗共戴天，将死之而耻与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将执杀之而为之备也；或不同国，将远之而恶其比也。呜呼，圣人不能使世之无仇，亦不能使之释仇而不报，惟称其情义而已矣。若夫《公羊》论九世之仇则失于太过，而所报非所敌矣。汉之时孝子见仇而不敢复，则失于太严，而孝弟之情无所伸矣。”

游桂曰：“圣人之治天下，于暴乱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于公法而不足，则由于私义而制之，是以暴乱者无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谓仇皆王诛所不及，公法有时而失之者，圣人因礼而为之法，曰某仇也是其子与弗共戴天者也，某仇也是其兄弟所必报而不反兵者也，某仇也是其交游之所不同国者也。三仇皆以杀人而言，人之子弟、交游皆得报而杀之，弗共戴天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国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自秦以来私仇皆不许报复，下之私相残死而无告者不知其几何，子报仇而以其狱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处之，至唐而陈子昂、韩愈、柳宗元之议起，陈之议报父仇者诛之而旌其闾，柳固已辟之，虽辟之而初无一定之论，韩之言曰：‘子报父母仇，以其狱上尚书省，使百官集议闻奏。’此说粗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故复仇之事苟欲从古，则其所以为天下之道举必如三代而后可，三代之时皇极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于法而私义得以参乎其间，今欲依古许人复仇，则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备，不许复仇则伤孝子顺弟、贤人义士之心。”

顾元常曰：“治平盛世，井井有纲纪，安有私相报仇之事？然事变万端，岂可以一律论，如父母出于道忽被强寇劫盗杀害，其子岂容，但已在旁必力斗与之俱死，不在旁必寻探杀之而后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纵彼在穷荒绝域，亦必欲寻杀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与共戴天也。然仇亦非一端，又看轻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挤陷，为人子者亦当平心自反，不可专以报复为心；或被人挟王命以矫杀，虽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动摇，又当为之饮恨而不容以必报为心也。凡此之类皆宜随事斟酌，傥不顾事之曲直、势之可否，各挟复仇之义以相构害，则是刑戮之民大乱之道也。”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定公四年）

何休曰：“不受诛，罪不当诛也。若父受诛，子复仇，则复讨其子，一往一来曰推刃，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其子，复将恐害已而杀之。”韩愈曰：“诛者，上施于下之辞。”

臣按：《公羊》因论伍子胥报仇而言此，盖谓列国争杀报复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诛其臣民无报复之理，若有司假法以致人于死，则当赴诉于君以正其罪，亦不当私自报之。

唐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武后欲赦死，右拾遗陈子昂上疏曰：“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戈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贰，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臣闻刑所以止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也。臣谓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请编之令，永为国典。”

柳宗元曰：“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旌其可诛兹谓僭，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世，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不可为典。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而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无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以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囚人之胸，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宪宗时，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杀，悦杀仇诣县请罪，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

韩愈曰：“子复父仇，见于《春秋》《礼记》，又见《周官》及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行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也。”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巂州都督张审素人有告其罪者，诏监察御史杨汪按之，告者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元礼谋反，元礼以兵围汪胁使雪审素罪，既而吏共斩元礼，汪得出，遂当审素实反，斩之，没其家。时审素子蛙、琇俱幼，坐流岭表，寻逃归，手杀汪于都城，系表于斧，言父冤状，为有司所得。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裴耀卿、李林甫等陈不可，帝亦谓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

胡寅曰：“复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君之仇视父。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杨汪受命往按，遂以反闻，审素坐斩，此汪之罪也。蛙与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报之，其失在不讼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张九龄欲宥之，岂非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设法之意固欲止杀，然子志不伸，岂所以为教？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是有见于杀人者死而无见于复仇之义也。杨汪非理杀张审素，而蛙琇杀汪，事适均等，但以非司冠而擅杀当之，仍矜其志，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杀之，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不亦颇乎？”

臣按：复仇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虽若变，然变而不失正，斯为常矣。以五行之理论之，如金生水，金为火所克，水必报之，水生木，水为土所克，木必报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禀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报之，人之所生者必报其所由生，是以相保爱、相护卫，不敢相戕杀，非但畏公法亦畏私义，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与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乐也。然人世有无穷之变，王法有不到之处，天理有未定之时，或相杀焉杀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缓。是故所杀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杀之，是无我也，我何以生为？必杀之以报我所生；所杀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杀之，是蔑我也，必杀之以报我同生，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兄若弟不为报，吾谓之何；所杀之人其交好游从也，其交好游从者曰若与我交好游从，彼非不知也，而杀之，是藐我也，必杀之以报我所知，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交好游从不为报，吾谓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为死，则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辈不敢起杀人之念，盖虑其人之有子若孙、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从，将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诉于有司，声冤于鼓石也。然而王法虽公，刑官虽明，然无诉告者则其冤又不能以上达，此圣人制其法于礼，使凡为人子、为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仇则必赴诉于官，不幸而无子孙兄弟，则其所交游者虽非血属，亦得以为之伸理焉，苟诉于公而公不为之报，或其势远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时不能达诸公，奋其义而报之，则亦公义之所许也。礼所谓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国，盖谓为人子、为人兄若弟、为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诸心，必报吾父、必报吾兄若弟、必报吾交游，不然，吾不与杀吾父者同戴此天，杀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杀吾交游者吾与之必不同居此国，甚言必杀之以报所仇，不但已也。解礼者乃专以为私报所仇，狭矣，礼盖兼公私言也，不能报以公必报以私，断断乎其必然，此先王以立礼之意也。三代之时，皇极建而公道明，非士师无擅杀之吏，非天命无枉死之人，非独无不报之仇，而亦无仇可报也。然先王以好生为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罚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报复之义以垂训，使人人知杀人之亲交者必死，杀己之亲交者必报，而皆不敢相戕害以丧其生，相容忍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时所以人无冤声、天无盭气而世无祸乱之作也。自秦汉以来，此义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义，所谓复仇之义世不复讲，至于有唐陈子昂、韩愈、柳宗元始因适有报复父仇者而各言所见，要之皆是也，而未尽焉。谨按《周官》朝士“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所谓报仇仇者非谓为人子若弟者亲手剚刃于所仇之人，凡具其不当死之故与所杀之由达于官者，皆是欲报其仇仇也。既书其情犯而告于官，而其所仇者或隐蔽、或逋逃、或负固，而报仇之人能肆杀之以报其所亲之仇，则无罪焉。盖人君立法将以生人，无罪者固不许人之枉杀，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杀，所以明天讨而安人生也。苟杀人者人亦杀以报之，曰吾报吾所亲交之仇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误，互相报复，无有已时，又乌用国法为哉？孟子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人”，明不为士师则不可以杀人也。朝廷当明为之法，曰：“凡有父兄亲属为人所杀者，除误杀、戏杀、过失杀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亲属邻保即为之护持其子若孙及凡应报复之人，赴官告诉，如无亲属，其邻里交游皆许之，府县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阙庭，径赴者不在越诉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势，迁延岁月，不拘系其人而为之伸理，其报复之人奋气报杀所仇者，所在即以上闻，特敕理官鞫审。若其被杀者委有冤状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狱，即根究经由官司，坐以赃罪除名，而报仇者不与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以致迁延，即坐杀者以擅杀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报杀者，官司鞫审，杀当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杀者，即坐其亲属、邻保以知情故纵之罪，而其报复之人所杀之仇果系可杀，则谳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于死，律有常条，不许私自报复，必须明白赴诉，若屡诉不伸而杀之者，则以上闻，委任大臣鞫审。如果被杀者有冤而所司不为伸理，则免报仇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处张蛙者，而重坐经由官司之罪；若被杀之人不能无罪，但不至于死，则又在随事情而权其轻重焉。”如此，则于经于律两无违悖，人知仇之必报而不敢相杀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辄专杀以犯于法，则天下无难处之事，国家无难断之狱，人世无不报之仇，地下无枉死之鬼矣。

宋高宗绍兴末，盗发王公哀母冢，有司释之，公哀手杀盗，事闻，兄佐为吏部员外郎，乞纳官以赎公哀之罪，诏令给、舍议，杨椿等谓：“发冢开棺者，事当绞，公哀始获盗不敢杀而归之官，狱成而吏出之，使扬扬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则地下之辱沉痛郁结，终莫之伸，为人子者尚当自比于人。公哀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罪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诏公哀降一官，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

臣按：戕人之尸与其身，虽有死生之异，孝子爱亲之心则不以死生而异也。王公哀诉发冢之盗于官，官不为之理而杀之，盖所杀者发冢应死之盗，所报者不共戴天之仇，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哀一官，岂所以为训乎？夫公哀不闻之官而擅杀之，罪之可也，今既闻之官，而官出之，则故纵失刑，罪有所归矣。

以上明复仇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