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三二明 · 邱濬
▲出师之律
《易师》之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程颐曰：“能使众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众心服从而归正，正道止于是也。二以刚处中，刚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为正，应信任之专也，虽行险道而以顺动。所谓义兵，王者之师也。夫师旅之兴，无不伤财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从之者，以其义动也。”
朱熹曰：“此以卦体释师贞之义，以谓能左右之也。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也，能以众正则王者之师矣。刚中谓九二，应谓六五，应之行险谓行危道，顺谓顺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故惟能以众正而后可以王也。盖兵凶战危，所谓险道也，非正不兴师，非顺不用众，是谓王者之师。然而不免有杀戮之惨、供需之费，兵戎所至毒害随之，故兴师动众如用毒药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症、瘕之癖，决不可轻用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颐曰：“在邦国兴师而言合义理，则是以律法也。谓以禁乱诛暴而动，苟动不以义则虽善亦凶道也。善谓克胜，凶谓殃民害义也。在行师而言律，谓号令节制，行师之道以号令节制为本，所以统制于众不以律，则虽善亦凶，使虽胜捷犹凶道也。制师无法幸而不败且胜者，时有之矣，圣人之所戒也，盖师出当以律，失律则凶，虽幸而胜亦凶道也。”朱熹曰：“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当谨始而守法也。”
李过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乱，《周官》司马法坐作进退皆有常节，鲁侯抚师牛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乱部分，后不可以为师也。”
臣按：律有二义，有出师之律，有行师之律。出师之律当以正以义，行师之律当有号令有节制。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颐曰：“师之进以强勇也，知不能进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进退以所当也，故无咎。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师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论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胜而班师以退，愈于覆败远矣，可进而退乃为咎也。行师之道，因时施宜，故左次未必为失，《易》之发此义以示后世，其仁深矣。”
臣按：圣人作《易》，恐人以退为怯，故明当退而退，退而无所失，虽无功亦无咎也。后世一切以文法从事而有行师逗遛之罚，坐于庙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计其势之可否。臣窃以为，帝王之师当出万全，有行师左次者当计其得失成败，而不论其进退迟速可也。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往也）征。”禹乃会（征会也）群后，誓（戒也）于师曰：“济济（和整众盛之貌）有众，咸听朕命。蠢（动也，无知之貌）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朱熹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会诸侯之师而戒誓以征讨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败坏常德，用舍颠倒，民怨天怒，故我以尔众士奉帝之辞，罚苗之罪，尔众士庶几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众之辞也。”
臣按：此人君征蛮夷誓众之始。先儒谓舜时薄海内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尝窜之，三苗之民又尝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盖征之为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后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则亦无辞以正彼矣。观禹誓师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则三苗之君其所为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为华夷主，坐视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则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内若外无间华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遵，苟有一人之弗循王道，则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归于正道之中，人君于是奉君之辞而声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趋向之不同、膂力之不齐，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几其功勋之有成也。盖心不一则敌忾之志不专，力不一则击刺之勇不决，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誓师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战于甘（地名），乃召六卿（六卿之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之也）侮（轻忽之也）五行，怠弃（不用正朔）三正（子丑寅），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车左）不攻（治也）于左，汝不恭命；右（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杀也）于社，予则孥戮汝。”
蔡沈曰：“誓与禹征苗之誓同义，言其讨叛伐罪之意，严其坐作进退之节，所以一众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国，《史记》曰‘启立，有扈不服，遂灭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获罪于天，天用剿绝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罚而已。左，车左；右，车右也。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御非其马之正，犹王良所谓诡遇也。盖左右不治其事与御非其马之正，皆足以致败，故各指其人以责其事，而欲其各尽其职而不敢忽也。礼，天子亲征必载其迁庙之主与其社主以行，以示赏戮之不敢专也。祖左阳也，故赏于祖；社右阴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将并汝妻子而戮之。战，危事也，不重其法则无以整肃其众而使赴功也。”
臣按：先儒谓《甘誓》一篇仅八十字，而其间六军之制、车乘之法、邦国赏刑之典、誓师之辞靡不明备。盖古人之学，精粗本末不废，启虽承禹传道之后，而干戈行陈之事亦曾从家学素讲明来。臣窃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辞而观之，启所以数有扈之罪者无以异于禹之于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为言，禹之于苗谓天降之咎，今启于有扈亦谓天用剿绝其命，可见古之帝王所以兴师问罪，皆因其得罪于天而奉天讨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来徂征之师，有扈之侮慢怠弃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辞于帝以征苗，启恭行天罚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苟在己有不恭与夫左右从事之人不恭命焉，则己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中拳拳以恭为言，用命而赏，赏其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赏与戮不敢自专必行之于祖与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别名，乃帝王相传之心法，启之恭即禹之祗，承禹之祗承即舜之恭己，尧之钦明也，事有常变而恭敬之心则无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师之本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始也）扰（乱也）天纪，遐（远也）弃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尔有众，奉将（行也）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名山）冈（山瘠也），玉石俱焚。天吏逸（过也）德，烈于猛火。歼厥渠（大也）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师。畔官则乱其所治之职，离次则舍其所居之位。天纪，即《洪范》所谓岁月日星辰历数是也。又言火炎昆冈，不辨玉石之美恶而焚之，苟为天吏而有过逸之德，不择人之善恶而戮之，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诛首恶之魁而已，胁从之党则罔治之，旧染污习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严明之谓，爱者姑息之谓，记曰‘军旅主威’，盖军法不可以不严，严明胜则信其事之必济，姑息胜则信其功之无成。誓师之末而复嗟叹，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惧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谓天子讨而不伐，诸侯罚而不讨。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讨罪之权；胤侯之征羲和，得诸侯敌忾之义。其辞直其义明，非若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其辞曲、其义迂也。臣窃以谓篇中所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可以为万世滥杀不分者之戒；“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可以为万世诛恶宥善者之法；“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可以为万世行师姑息者之戒。
《汤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称）：“格（至也）尔众，庶悉听朕言。”又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赐与也）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臣按：誓者临众发命，述其所以兴师之辞，用之以作士气、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后，启征有扈则有誓，胤侯征义和则有誓，至是汤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谓禹之征苗也，曰“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至启则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至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观世变矣。
《泰誓》：王曰（追称之）：“嗟，我友邦（亲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我御事（治事者）庶士（众士也），明听誓。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祭社名）于罼土（大社），以尔有众底（致也）天之罚。”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听之审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祗，以尔有众致天之罚于商也。《王制》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受命文考即造乎祢也，《王制》以神尊卑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纣之举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禀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臣按：《泰誓》所谓“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听誓”，以征伐之意告诸人也；“受命文考，类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举事必上承天意，下顺人心，誓于臣民而无疑，质之神明而无愧，然后兴师动众，是为王者之师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气之间，恃强以陵弱，倚众以暴寡，言于人则强为之辞，告于神则曲为之祷，是以人命而摅其贪残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尔众士其尚迪（蹈也）果毅，以登（成也）乃辟。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
蔡沈曰：“天有至显之理，其义类甚明，至显之理即典常之理也。植德则务其滋长、去恶则务绝根本两句古语，喻众恶之本在所当去，故我小子大以尔众士而殄绝歼灭汝之世仇也。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尔众士其庶几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则有厚赏，非特一爵一级而已。不迪果毅则有显戮，谓之显戮则必肆诸市朝以示众庶。”
臣按：人君出师以作士气、一众心者，不过赏罚二者而已，启誓师于甘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众亦曰“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是即《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用命不用命为言，《泰誓》则以迪不迪为言，盖惟用命则能迪果毅以有功赏，不用命则不能迪果毅以致显戮，其言互相发也。
《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过也）于六步（进趋）七步乃止齐（齐整）焉，夫子勖（勉也）哉；不愆于四伐（击刺）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战不过六步七步乃止而齐，此告之以坐作进退之法，所以戒其轻进也；少不下四五、多不过六七乃止而齐，此告之以攻杀击刺之法，所以戒其贪杀也。上言夫子勖哉，此言勖哉夫子者，反复成文，以致其丁宁劝勉之意。”
吕祖谦曰：“大司马之法，伍两卒旅各有其长，使止齐之者，使其部伍之长各自止其止，各自齐其齐，故当战时井然有序，不失纪律，三军如一人。”
臣按：后世战法之见于经者始于此。先儒谓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陈进战之时，所以坐作进退者足也，足以行止于六七步焉所以戒其轻进也；所以攻杀击刺者手也，手之伐止于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贪杀也。盖王者之师，声罪致讨，理直而气壮，不虑其不勇，惟虑其过于勇耳。武王之誓师不劝其进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肃齐一焉，此王者之师所以不急于成功，而亦不至于败北，其与后世之师进之惟恐不速、杀之惟恐不多，一败即至于溃散也异矣。
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貔（执夷也），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迎也）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蔡沈曰：“欲将士如四兽之猛而奋击于商郊也。能奔来降者，勿迎击之。以劳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杀降也。弗勖，谓不勉于前三者。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诰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谓用兵以制节为尚、以武勇为主，武王虑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虑其过于勇而妄杀，故以杀降为戒。其篇终所谓弗勖者，即申前所言之三勖哉也，一勖其勿轻进，再勖其勿贪杀，三勖其尚武勇而勿杀降。出师临战而能勉于此三者，是则所谓节制之兵也，是惟不战，战则必胜，虽不胜亦不败矣。武王于此丁宁反复，呼其人而致其勉，然犹恐其听信之不专也，故其终也又示以有戮之戒。盖军士主严，不严则号令不立也。呜呼，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欤。
《武成》：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连也）奔走，执豆（木豆）笾（竹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庙，周祖庙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庙，近而邦甸、远而候卫皆骏奔走执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庙，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远、由亲而尊也。”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礼。先祖后郊者，郑氏谓其自近始，蔡氏以为由亲而尊。臣窃以谓，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庙，故又三日然后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盖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岂以远近为先后哉？
底（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礼》大祝云‘王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孔氏曰：‘名山为华，大川谓河。’曰者，举武王告神之语。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师代天致罚，非其人得罪于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轻易以动众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积之恶、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军旅所至之地、所经过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兴师及彼不可不讨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顺于人，决不敢轻举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己必正而后可以正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闻者，人决不可为也，一己为之且不可，况役使千万人而为之乎？
《诗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宣王自我）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朱熹曰：“宣王自将以伐淮北之夷，诗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鼓而进之）厥虎臣，阚（奋怒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铺（布也）敦（厚也）淮濆，仍（就也）执丑虏。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师之所。
辅广曰：“言王师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臣按：先儒谓此言王师至徐，布陈而制胜也。
其五章曰：王旅啴啴（众盛貌），如飞如翰（羽也），如江如汉，如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大也）征徐国。
朱熹曰：“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
臣按：先儒此极言王师之无敌如此。
其卒章曰：王犹（道也）允（信也）塞（实也），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朝也）。徐方不回（违也），王曰还归（班师而归）。
臣按：诗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则以“常武”为名，一篇之诗凡六章、章八句，并无所谓“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盖特立名义。《序》所谓因常德以立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终言允塞，是则所谓立常德也。其间所谓整六师、奋厥武、进虎臣、执丑虏、疾而栗、众而盛，其静也则不可动，其强也则不可御，绵绵然而相续，翼翼然而整肃，有不可测度之神、有不可胜当之勇。乃一举而致徐方之来同，同者上下内外咸服而无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来庭，庭者四夷八蛮朝会而无间也。若是者虽曰奋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于四方来庭，则亦非常之武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文公）献楚俘于王（周襄王），驷介（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相也）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九命作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赤色）弓一、彤矢百、玈（黑色）弓矢千、（黑黍）鬯（香草）一卣（中尊）、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远也）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臣按：此古人献俘策命之礼见于《春秋》者。
晋侯城濮之战，振旅（振整行列）恺（乐歌也）以入于晋，献俘（献所俘获）授（数也）馘（所截耳），饮至（饮酒告至于庙），大赏（大行赏），征会（召诸侯为会）讨贰（讨有贰心者），杀舟之侨（济河先归者）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谓上文杀颠颉爇负羁、祁瞒奸命及舟之侨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二十八年）
臣按：此虽《春秋》时事，而亦可见三代振旅凯还之遗制。定公四年，卫祝佗子鱼曰：“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
杜预曰：“师出，先事祓祷于社谓之宜社，于是乎杀牲以血涂鼓鼙为衅鼓。”
臣按：古礼，天子亲征，祝必奉庙主、社主从军而行，有功则赏于庙主前，不用命则戮于社主前，示不专也。
《论语》：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朱熹曰：“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自负其勇，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暴虎，徒搏；冯河，徒涉。惧谓敬其事，成谓成其谋。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师之要实不外此。”又曰：“三军要勇，行三军者要谋，既好谋然须要成事。人固有好谋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济事，好谋而成，既谋了须是果决去做，教成若徒谋而不成，何益于事？所谓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临事而惧，是临那事时又须审一审，盖闲时已是思量，都是了都晓得了，到临事时又更审一审。”
黄干曰：“临事而敬惧则有持重谨畏之心，好谋而图成则有用悉万全之计，敬其事而无忽心、无惰气，临事必能戒惧非懦怯而恐惧也。成其谋则不妄动、不亟取，于事必有一定之谋，既成而不愆于素，自无侥幸速成之弊也。无非抑其血气之勇，而教之以义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二言者，万世行军制胜之要法也。后世兵书所谓四部七书、千言万语，其方法筹策虽非一途之可尽、一端之能毕，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汉武帝时，李广与程不识俱以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幕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虽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司马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臣按：程、李二将出师之是非，司马光断之当矣，后世行师者要当以程不识为法而以李广为戒。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志不斗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败、少者常胜，王寻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退而归许，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二万人，是用兵多则败少则胜之明验也。况于夷狄，尤难以力争，只可以计取，李靖破突厥于定襄用三千人，其后破颉利于阴山亦不过一万，盖兵不在多，能以计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为多，不善者虽多而愈少也。为今计者，添兵则耗国，减兵则破贼，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则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加又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臣愿陛下赫然奋威，敕厉诸将，精加训练，去其老弱，七八十万中可得五十万数，古人用兵以一当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当十，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所谓善用兵者以少为多，古人少而常胜者以此也。”
臣按：先儒谓世之为将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矣。前代以六十万胜楚，以四十万胜秦，惟王翦、项籍二人而多多益办者，惟韩信能之，自余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若赵括、王寻、苻坚之类，其众愈多，其败愈毒，然犹有可诿者，曰将不善也。曹操可谓善将矣，乃以水军六十万败于乌林，是时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岂非兵多为之累乎？夫以汉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则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高祖岂易得哉？由是观之，则兵多适足为累尔，况国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修武备者惟在慎选将帅，严立阶级，因其见有之人补其不足之数，无事则简阅之、训练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无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则约束之、戒敕之、申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无一事之不如法，纵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当十，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既不虚吾之粮赏以致耗费，又不阂吾之号令以致废格，所御乃所识，所战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遍，少而愈精，多而益办，无敌于天下矣。
以上论出师之律
▲战陈之法（上）
《吕刑》：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以鸱为义，其波煽始大）。”
司马迁曰：“神农世衰，诸侯侵伐，蚩尤最强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杀之。”
蔡沈曰：“言鸿荒之世，浑厚敦厖，蚩尤始开暴乱之端，驱扇熏炙，延及平民，无不为寇为贼。鸱义者以鸱张跋扈为义，矫虔者矫诈虔刘也。”臣按：此后世战争之始。
《书序》：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蔡沈曰：“戎车，驰车也。古者驰车一乘则革车一乘，驰车，战车；革车，辎车，载器械财货衣装者也。二车谓之两，三百两，三万人也。”
陈栎曰：“一虎贲必长百人，一乘车总用百人，以车数合虎贲数盖三万人也。”
臣按：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礼记》《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战陈士卒必与车乘相丽，所谓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自百夫长以上皆乘车，非车外又有虎贲之士也。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启（开也）行（道也）。戎车既安，如轾如轩。
韩婴曰：“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衡轭之上尽有剑戟，名曰陷军之车。”
朱熹曰：“戎，戎车也，军之前锋也。轾，车之覆而前也；轩，车之却而后也。”
《秦风小戎》曰：小戎（兵车）筼（浅也）收（轸也），五（五束也）楘（历录然文章之貌）梁辀（上曲，钩衡者），游环（靷环也）胁驱（亦以皮为之），阴（揜轨也）靷（以皮二条为之）鋈续（消白金以沃灌靷环，作环以相接续），文茵（车中所坐虎皮褥）畅（长也）毂，驾我骐（骐文）？（马左足白）。
朱熹曰：“凡车之制，广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载者为大车则轸深八尺，兵车则轸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车；《秦风》之小戎，诸侯之车，二车皆所谓兵车用以战者也。
《周礼》：巾车（车官之长），革路（挽之以革而漆之）龙勒（以龙文饰马勒），条（读为条）缨五就（其樊缨以条丝饰之而为五匝），建大白（殷之旗名）以即戎。
臣按：巾车之职王之五辂，曰革路，兵车也。
车仆掌戎路之萃（犹副也）、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犹屏也）车之萃、轻车之萃。
郑玄曰：“此五者皆兵车，所谓五戎也。戎路，王在军所乘也；广车，横乘之车也；阙车，所谓布阙之车也；苹犹屏也，所用对敌自蔽隐之车也；轻车，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
臣按：巾车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车战之法，每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战，左右者挟辕，常相更番，后又二十五人为一队，去车二十五步，所谓炊家子，守衣装、厮养、樵汲者也，行则以车为卫，居则以车为营，一车一间，又有倅车以备不测焉。盖车战之法为不可败之计，有倅车以为之副贰，万一或败，不至仓皇无备也。
《考工记》：车有六等之数，车轸（舆后横木）四尺，谓之一等；戈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著戈于车斜倚也），崇（高也）于轸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崇于戈四尺，谓之三等；殳长寻（八尺曰寻）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谓之四等；戟常（倍寻曰常），崇于殳四尺，谓之五等；酋（近也）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谓之六等，车谓之六等之数。
郑玄曰：“此所谓兵车也，殳长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车？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远则弓矢射之，近则矛句之，句之矣然后殳击之、戈戟刺之，《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车旁，不言弓矢者，乘车之人佩之也。
《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步兵）我车，惧其侵轶（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试也）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郑大夫）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死也），戎师大奔。
孔颖达曰：“前后及中三处受敌者，前谓第一伏，逆其前也；后谓祝聃与后伏，逐其后也；中谓第二伏，击其中也。衷戎帅者，谓戎师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栾武子（晋大夫）曰：“楚军之戎分为二广（音旷），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
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舍也），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十二年）
杜预曰：“十五乘为一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旧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
孔颖达曰：“右广鸡鸣初驾，数及日中则左广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昼日事也。其内官亲近上者为次序以当其夜，若今宿直递持更也。”
臣按：李靖谓：“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尔。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
陈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则险野遣挥贸刀阓饔谌耍滓胺？不用人而主于车。车之于战，动则足以冲突，止则足以营卫，将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赍，《诗》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则车之为利大。昔周伐郑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桓邲之战，楚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楚巫臣使于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考之《周礼》，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司马法》二十五人为两，百人为卒，卒两则人也，偏则车也。杜预十五乘为大偏，九乘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则周鱼丽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广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后伍，伍从其偏也，卒偏之两，两从其偏也，先其车足以当敌，后其人足以待变，则古者战车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山戎）及群狄于大原，崇（聚也）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有厄（险也），以什（更以十人）共车，必克，因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步陈），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即两伍专参偏也）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李靖曰：“荀吴用车法尔，虽舍车而法在其中。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十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骑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盖未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马端临曰：“兵虽曰凶器，然古之以车战，其坐作进退整暇有法，未尝掩人之不备而以奇取胜也。故韩厥遇齐侯则奉觞加璧，却至遇楚子则免胄趋风，可以死则为子犨之请矢，可以无死则为庾公之叩轮，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虽春秋伯国之君臣，其志在于争城争地，然于敌之人，初不迫于险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国则云合鸟散，轻进易退，于是乎车之雍容不足以当其徒之慓疾，遂至舍车而用徒，然彼长于徒、我长于车，舍吾之长技而与之搏，是以兵予敌也，故必设覆以诱之，未陈而薄之，然后可以取胜，而车战之法废矣。秦汉以后之用兵，其战胜攻取者大概皆如郑之御戎、晋之败狄耳，何尝有堂堂正正之举乎？”
臣按：车战之法，中国与中国人战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车战而相遇于平原旷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陈、正正之旗。若夫中国与夷狄战，其地则险阻也，其人则步与骑也，吾之车之布也不成列，其动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败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胜，不亦难哉。自车法不行之后，后世之用车者如卫青、李陵之类，皆不过用以赍载而已也，不然则用以御虏之冲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胜也。且三代之世分为列国，故常有疆场之事，以中国与中国战则车固在所用也，若夫罢侯置守之后，四海一家，不幸而盗贼窃发，制之于早易与耳，所以养兵卒以备征伐者，大抵为四夷，当用我所长以格之御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谓车战之法实无所用之，政不必慕复古之名而为此不急之务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险隘攻夷狄，车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国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谓车战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柅，非独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车，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万人之众穿地以为长沟，沟之上积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则吾之轮有所柅、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
汉夏侯婴破李由军于雍丘，以兵车趣战，疾破之。
武帝时，卫青军出塞击匈奴，以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
李陵击匈奴，与单于相值，围陵军，陵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引士出营外为陈连战。
马端临曰：“车战之制，汉尚用之，然详考其辞，则是以车载糗粮器械，止则环以为营耳。所谓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
晋马隆击鲜卑，树机能以众数万据险拒之，隆以山狭隘，乃作偏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遂平凉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拒前，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古者车制用四马驾之，每车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战，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远，行易地则易而险路则难，体制重而转动为艰，一车之费动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独用之战陈为难，则虽行之大陆通逵亦有所杌裛者矣。惟晋马隆所谓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所谓鹿角车营者，以车为营而人居其中，架枪刀于车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虽不可考，然自古车皆有两箱而此车独以偏箱名，则其偏为一箱可以意推矣，盖大箱者大车也，一箱者小车也，惟其车之小，故可行于狭隘之地而且战且前焉。臣观今世有独轮车，民间用以般运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为战具，然其制亦为两箱，偏载则倾欹，推行颇迟滞。臣家岭南，尝经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车独轮无箱，若因其制而改以为战车，一可以战，二可以前拒，三可以为营，四可以冲突，五可以载军装，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费不多，千钱以下可具一车，中途有损，不用匠而可修，逢险阻则舁以行，遇急难则弃而去，大率一车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执兵仗以辅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装皆载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则以人舁物而以车载人，夜则环列以为营，可免士卒夜夜立栅挑堑之扰。其车之式具于分注，乞下有司计议，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制造，就令队伍中二十五人为五车，其于成法无有变更，其于行军不为无助（其车之式，用两木围九寸、长九尺者为辕，辕之首斜弯而起中以受轴，为独轮，其轮径二尺有五寸，以板为之而不设辐，中为死毂，又于施轮处前后五六寸许两辕上各加一横木，前二后三，又于后横木近轮处斫为二孔，用二小弯木条置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状，绳缚其端于前横木上，有所载则以绳系于其上，又于轮之后两辕下用木为足，与轴等其后，横木上施软蓐以为坐席，席之下两足间施竹箪以盛食器，军中刁斗用毕亦载其中。其辕首交合处其高准马胸〔用人手取之为准〕，铸铁为利器如耕犁样，冒于交辕之首，临战用以当敌之马胸也。去辕首尺许又横施一铁条，长尺三四寸许，上列齿以架刀枪，两辕之旁其前后各为铁镮四〔左右各二〕，前系铁锁，后系铁钩，联车为营之际，前镮相去稍远，则用锁系之于镮，后辕紧相挨傍，则以铁钩搭其镮，彼此相维以为固，又于后镮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镮，驻车时用刀或枪贯镮中而立焉，彼两军交锋之际则列于前以拒马以代鹿角，敌来冲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执刀枪以夹持之，趋前以当其马胸。又用木或革为折叠牌立于车上以蔽推车者，大抵其车不用雕饰，其不可施斧斫处只用麻绳缚扎，每车上各具刀、斧、斫各一及板木、绳钉之类，以备急用）。
唐大历中，马燧为河中节度使，造战车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则为陈，或塞险厄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犀利。
臣按史，马燧此车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黄河九曲者也，范仲淹亦尝以此车请造于朝。
宋真宗咸平中，吴淑上疏请复古车战之法，谓：“夫人平居犹必谨藩篱、固关键以备不虞，何况当敌人之战陈、御突骑之轻慓而无蔽护哉？夫人之被甲铠所以蔽护其身也，而战之用车亦一乘之甲铠也，夫鳞介之虫，肌肉在内、鳞介在外，所以自蔽，岂可使肌肉居外而鳞介反在内乎？夫用车以战亦一乘之鳞介也，故可以行止为营陈，贼至则敛兵附车以拒之，贼退则乘胜出兵以击之，用奇掩袭，见可以进，故出借此为所归之地，入则以此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据，不惧敌骑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车制，取常用车接其衡尼，驾以牛，布为方陈，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于险阻恐未易行也。其后至和中有郭固车战法，嘉祐中有章询陈脚兵车，治平中有黄怀信万全车，后李纲又上车制图，王大智造霆电击车，然而卒不见于用，用者亦未闻有战胜之效，有则史书之矣。宋失西北二边之险而以平原旷野为边，尚未闻以车战取胜，况今日之边皆临崇山峻岭、浮沙积石也哉？其车之大者决不可用也，无轻信人言，耗民财、费工力以为无益之事。
李纲言：“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请以车制颁于京东西路，使制造而教习之。”因绘图进呈，其法用统制官张行中所创两竿双轮，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卫人足，长兵御人，短兵御马，傍施铁索，行则步以为陈，止则联以为营，每车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余执军器夹车之两傍，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为辎重及卫兵，余当车八十乘，即布方陈，则四面各二十乘而辎重处其中，诸将皆以为可用。
臣按：李纲建此议盖在金人侵汴之时也，所谓京东西路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之境，盖此等兵车止可用于平原旷野，而边塞之间、险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胜创为如意战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辎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镞，列陈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车当陈门，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斫，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陈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两陈相近则陈间发弓弩箭炮，近陈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陈则出骑兵两向掩击，拔陈追袭，少却入陈间稍憩，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
臣按：兵车乃古者常战之具，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彼此同一其制焉。后世则人自为之制，随其时势用其智巧而创为之，不拘拘于古法，然善用之者则亦可以取胜。魏胜所制之车，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战车、曰弩车、曰炮车，今不必尽如其制，诚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为一，制为人推之车，数人之力可将者，树牌垂毡、列枪驾炮，每两必须蔽数十人，略如胜所制者，每边城制三五百两，岁遇农作之时运置田所障蔽，官军俾得耕获，战以为陈，居以为营，收获以为载，不为无益。（以上车法）
《通典》：黄帝制陈法。
李靖曰：“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间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也。”
独孤及曰：“黄帝受命之始，顺杀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握机制胜，作为陈图。夫八宫之位正则数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陈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势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游车以按其后，列弛张则一广失，举掎角则四奇皆出。”
臣按：陈法说者谓其为黄帝所作，亦犹世人谓医书出于轩岐，虽未必然，而历代名医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陈之作未必是黄帝所作，然后世之善用兵者如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战陈，或建之为图，或笔之于书，可考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陈者定也，八陈图中有奇正，前面虽未整，猝然遇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壮之人与一四五分力人厮打，雄壮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之人更不费力，只指点将去，可见八陈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观朱、蔡二子之言，则陈法与争战不为无益矣，故载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立旗期民于其下），平列陈如战之陈。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中秋教治安，如振旅之陈。
臣按：司马中春教振旅如战之陈，盖必国之所用以战者，其布列方位、弥缝偏伍、分合坐作、进退疾徐皆有一定之号令方法，故于仲春之日教民以振旅，其所演习者一皆如临战对敌之时也，故曰如战之陈。至于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教之于闲暇者此法也，用之于临敌者亦此法也。
《曲礼》：前有水则载（音戴）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鸱属），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
郑玄曰：“戴，谓举于旌首以警众也。礼，君行师从，前驱举此则士众知，所有、所举各以其类象。”
孔颖达曰：“王行宜警备，善恶必先知之，又军陈卒伍行则并衔枚，无喧声，若有非常不能传道，且人众广远，难可周遍，故前有变异则举类示之，左传曰‘前茅虑无’是也。青旌，谓画为青雀于旌上，举示之，军士望见则知前值水也。鸢鸣则风生，风生则尘埃，起故前有尘埃则画鸱于旌首而戴之，不言旌从可知也。雁行列与军骑相似，故前有车骑则画鸿于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众之象，若前有兵众则举虎皮于竿首。挚兽，猛而能挚，谓虎狼之属，貔貅是一兽，亦有威猛，若前有猛兽则举此貔貅，皆欲使众见以为防也。”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骏骑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执其一，前有林木则举青旗，烟火举赤旗，虏寇举白旗，陂泽举黑旗，丘陵举黄旗，虽不拘拘于古而得古人前茅虑无之意，且简以易知，行军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
郑玄曰：“以四兽为军队，象天也。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急犹坚也，缮读曰劲。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上，以坚劲军中之威怒。”
孔颖达曰：“此明军行象天而作陈法也。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摇，北斗第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则四方之宿不差。军行法之既张四兽于四方，而摽招摇于中，上以指正四方，故军旅士卒起居举动坚劲奋怒，象天之行也。”
臣按：先儒谓军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别其方色，所以用众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讨而已，故随四方之色绘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摽北斗于其中，以见奉天致讨之义。
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郑玄曰：“度谓伐与步数。局，步分也。”
孔颖达曰：“左右有局者，军中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滥也。各司其局者，军行须监领，各有所司部分也。”
臣按：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军之法皆不外乎此，无度无局则不成军矣。
《左传》：桓公五年，王（周恒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
杜预曰：“《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其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陈法。”
李靖曰：“按《春秋》，鱼丽陈先偏后伍，此则车徒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
臣按：杜氏所谓车战二十五乘为偏，《司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为伍，《周礼》司马之文也，战陈之法见于经传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随，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
苏洵曰：“管仲谓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范蠡曰‘凡陈之道，益左以为牡，设右以为牝’，春秋时楚伐随，季梁教随侯攻其右无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强兵在焉，盖一陈之间必有牝牡左右，要当以吾强攻其弱尔。”
唐太宗曰：“吾自兴兵习观行陈形势，每战视敌强其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后之庸将既不能处其强弱以败，而又曰‘吾兵有老弱杂其间，非举军精锐，以故不能胜’，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无，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败可俟矣。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终而已。”
臣按：强弱兵家之常势，胜败兵家之常事，惟在要其终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前茅虑无（茅，明也，在前者明为思虑其所无之事），中权（中军制权）后劲（后以劲兵为殿），百官象物而动（象其物类无妄动也），军政不戒而备。
杜预曰：“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盖楚陈以辕为主也。虑无，如今军人前有斥候伏，皆持以绛及白为幡，备虑有无也。”
孔颖达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为思虑所无之事，恐卒有非常，当预告军中兵众，使知而为之备也。”庄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
杜预曰：“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子，戟也，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
臣按：随武子所谓荆尸而举，则是荆尸之法创于庄公，至宣公时又举行之也。夫楚子以诸侯之国处荆蛮之地，其行师有纪律如此，士会所以谓之能用兵而不可敌也，况有天下之大，奉天讨以行天诛，孰能御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晋师至救宋，与华氏战于赭丘（宋地），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杜预曰：“郑翩，华氏党。鹳、鹅皆陈名。”
臣按：荆尸，楚之陈名；鱼丽，郑之陈名；鹳鹅，即物以为名，其布置之形状殆或类之与。
以上论战陈之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