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苏绰传· 李大师、李延寿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苏则的九世孙。他们家各代都有人食俸禄二千石。他的父亲苏协，任武功郡的太守。

　　苏绰从小酷好学习，博览群书，尤工于算术。他的从兄苏让任汾州刺史，周文帝宇文泰在京城城门外替他饯行。临分别时问：“你们家的子弟，谁可以被任用？”苏让推荐了苏绰。宇文泰便任他为行台郎中。在任上一年多，没有被重用。然而同僚们遇到疑难问题，都向他询问，然后再决定。颁发的公文，他也为之规定格式。行台中都称赞他的才能。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商议事情，惠达不能拿出意见，请求到外面与别人商量一下。他找来苏绰，告知事情的原委，苏绰马上向他谈出看法。惠达入内呈报，宇文泰认为很好，问：“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惠达回答是苏绰，并称赞他有辅助天子的才干。宇文泰说“：我也很早就听说过他了。”不久，命他为著作郎。

　　宇文泰与公卿大臣前往昆明池看捕鱼，走到城西西汉的仓库故址，问左右这是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有人说：“苏绰博通文物，请问问他。”宇文泰召来苏绰询问，他详细回答。宇文泰非常高兴，因而问他天地万物形成的开始，历代兴起败亡的过程。他善于辞令，应对如流。宇文泰更喜欢他，与他并马慢慢行到昆明池，竟忘记设网捕鱼就回来了。又把他留下来直谈到深夜，询问他为政之道，躺在那里认真听他讲述。苏绰于是陈说兴国立业的道理，并阐述申子和韩非子学说的要旨。宇文泰听着便起身，正襟危坐，不自觉地用膝盖趋向前面。两人说到天明也不知道疲倦。第二天上朝，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一个奇才，我要让他从政。”立即授予他大行台左丞，让他参与国家的机密。从此，宇文泰对他宠爱日益隆重。他开始制定文案上的各种格式，以及记帐、户籍的统计方法。

　　大统三年(537)，高欢率三路人马入侵西魏，将领们都主张分兵抗御。只有苏绰与宇文泰的意见相同，让军队全力对付窦泰一路，在潼关将他俘获。朝廷封苏绰为美阳县伯。大统十一年，封他为大行台度支尚书，负责著作，兼司农卿。

　　宇文泰想改革政治，志在弘扬强国富民之道，所以苏绰能尽情发挥他的智慧才能。他赞成宇文泰的改革，主张减少官员，设置二长，并实行屯田以供给军队。又起草了六条诏书，奏报朝廷施行。

　　其一是“先修心”，他说：

　　“凡是要治理人的身体，应首先治理自己的内心。内心是一身的主宰，所有行为的根本。内心不清静，则各种思虑就会产生。各种思虑产生了，则对道理认识得就不清楚，对道理认识不清楚，是非就会混淆。是非混淆，连自己都不能管得住，怎么能治理别人呢？所以，治理别人的关键在于清静自己的内心。所谓清静自己的内心，不是指不贪取财货，而是使心境清静平和，志操端正静谧。心境平和，志操清静，邪念就无法产生。邪念没有产生，那么他所考虑的无不都是至大至公的道理。用至大至公的道理治理别人，下面的人谁不洗心向化？

　　“其次还在于治理自身。君主的身体是百姓的圭表，是国家的标的。圭表不正，就不可能得到直的影子；标的不明，就不可能要求人们射中，如果君主自身还不能自理，而去治理百姓，就好像圭表弯曲，而却要求影子顺直；君主的道德不能培养，而却想让百姓培养道德，就好像没有标的却要求人们射中目标一样。所以做国君的，必定要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洁公平，躬行勤俭节约，然后再加上不知疲倦，加上明察秋毫。再用这八条去训诫别人，人们才会对你畏惧而又敬爱，把你作为准则去仿效。”

　　其二是“敦教化”，他说：

　　“人的性情不会固定不变，常随教化而改变。用淳厚质朴的品德去教育导化，则会变得质朴正直；用浅薄虚伪的品质去教育导化，则会变得浮泛薄劣。浮泛薄劣则是世道衰败的风气，质朴正直则是世道淳厚祥和的风俗。衰败则祸乱交替兴起，淳厚则天下自然就会大治。自古国家的安危兴亡，无不由教化所定。

　　“教化，贵在能够鼓动淳厚的风尚，传播祥和的气息，布施道德的恩泽，昭示朴素的习气。能使百姓勤勉忙碌，天天向善。邪恶虚伪的心思，贪婪嗜欲的性情，会潜移默化，逐渐改正，而自己却不知不觉，这样就是所谓的教化。然后教育他们孝敬父母，热爱兄弟，使之仁慈友爱；教育他们仁义和顺，使之团结和睦；教育他们懂得礼仪道德，使之互敬互让。仁慈友爱就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不去亲近，和睦团结就不会怨恨别人，互敬互让就不会争夺抢掠。三者都具备了，那么治理天下的天道就形成了。这就是所说的教化。”

　　其三是“尽地利”，他说：

　　“人们的衣食之所以能得到满足，是由于地尽其利。土地之所以能尽其利，是由于劝课农桑有方。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各级地方长官啊。百姓们是昏冥的，自己思考得不周严，必须劝戒教育才能尽他们的力量从事农桑。各州郡县的守土官吏每到一年伊始，一定要告诫所辖百姓，不管年纪大小，只要能拿动农具的，都要下田，按时垦田种植，不要丧失农时。播种完毕，禾苗需要管理，小麦登场，秋苗长在地里，蚕放在屋里，此时男女老幼都应该努力，那紧张的情形就像用水救火，就好像强盗将要到来。这样才可以使农夫不失去他们的本业，蚕妇能够完成她们的工作。如果游手好闲，晚出早归，好逸恶劳，不尽力从事农桑的，里正家长将他们的名字报到郡县，郡守县令随时予以惩罚。惩处一人，教育千百，这是明达智慧的地方长官的职责啊。

　　“田地必须春耕，夏种，秋收，然后冬天才能食用。春、夏、秋这三时，是农夫重要的月份。如果失掉其中的一个时机，就无法得到谷物而会没有吃的。所以先王告诫百姓说：‘一个农夫不种田，天下必然有人受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天下必定有人挨冻。’如果在这三个时候不明白它们的重要，让农夫们不能务农，是断绝普天下人的性命，赶他们去死。那些没有劳力，没有耕牛的人家，要劝他们互通有无，使得相互周济。

　　“为政不要过于琐碎，琐碎了就引起人们厌烦；劝课农桑不能过于简单，简单了人们就会懈怠。善于为政的官吏，必须根据时机而确定繁与简。所以《诗经》上说‘：既不刚烈，又不柔软，颁布的政令合适宽缓，各种福气都会到来。’如果不是这样，则一定会成为滥施刑罚，杀害无辜的暴政。”

　　其四是“擢贤良”，他说：

　　“现在的刺史、县令，都有幕僚官吏，这些都是辅助人员。刺史、太守都是由朝廷任命；州中的吏役以下的人都由刺史和太守自己选用。自古以来，州郡中的僚佐，只看他们的门第出身，大多不选择贤能的人；选拔低级小吏，只测试他的笔墨文字，并不考虑他们的道德节操。今后选拔人才，应当不受门第出身的限制，主要看他个人的才干。

　　“今天负责铨选人才的官吏，大多说自己管辖的地方没有贤能的人才，不知道应该举荐谁。这是不高明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见解。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古人说过：英明的君主振兴国家，并不要苍天送给他人才；道德高尚的人受命任事，不向土神和地神那里拔擢人才。他们常任用一个时代的人才，去治理一代的政务。所以，殷代和周代不等待后稷和契、尧、舜的大臣，魏、晋也不需假借萧何、曹参的帮助。孔子说：‘十家之中，就必定会有像我这样忠诚和守信用的人。’哪有拥有万户的都城，而却说没有人才呢？只是寻求得不勤奋，选择得不审慎，或授予的官职不得其所，任用的职务不能使他们施展才华，所以才推说没有人才。古人说：‘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俊。’今天那些靠智慧效命官职，行为在一方声名播远的，难道不是类似英俊杰出的人才吗！只要能勤勉而慎重地去寻找，去掉虚饰去追求实际，认真选拔州郡中最优秀的人才而加以任用，不管有多少，都可以教化人民，谁能说没有人才？

　　“美玉未经雕琢，与瓦片和石头十分相似；好马没有奔驰，与劣马没有什么不同。等到将玉石雕凿磨光，骑上好马奔腾跳跃，美玉与石头，好马与劣马才能分开。那些贤能的人才没有使用，与平庸的人混杂一起，也没有什么两样，要交给他们事业，让他们担负任务，才能看出他们与那些平庸之徒完全不同。古代的吕尚垂钓，百里奚喂牛，宁戚扣打牛角唱歌，管仲三战三退的时候，那些凡夫俗子却怎么也不会说他们有无比贤能的才干；等他们进入朝堂，掌握重任，用数十年功夫，建立了不朽的事业，才会认识到他们是有奇异才能的人才。于是后世人称赞他们的声音不绝于口。人才必定从不出名到声名大振，功业必定一点点积累才能辉煌远大，哪有不委任给他职务他就能成功，不发挥他的才能他就能使事业兴旺发达？

　　“然而，要善于选拔官吏，一定首先精简官吏的数目。官吏数目少，则贤能的人容易充任。贤能的人充任，事情就没有办不好的。官吏数量多，必定会混杂进去不善良不贤能的人。混杂一些不善良不贤能的人，则政治一定会遭受损失。所以有人说：‘官少则事少，事少则人纯洁；官多则事多，事多则人员混杂。’

　　“选拔人才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然而获得时要慎重，任用时必须试用和考察，从他的住家到他的乡党邻里，都要调查访问，那么，对这个人的情况就会很清楚，贤与不贤就能区别开来。”

　　其五是“恤狱讼”，他说：

　　“要先用辞听、色听、气听、身听、目听五种方法审理案情，再参验证据，认真观察当事人的表情行迹，仔细识别案件的细节，使罪恶无所隐瞒，罪犯一定能够抓获。然后根据各种情况量刑，轻重都很恰当。

　　“先王的制度规定：与其杀死无辜，宁可赦免有罪的人；与其危害善良，宁可利于邪恶。公开惩罚不一定准确，宁肯舍弃那些有罪的人不管，也不轻易伤害好人。今天从政执法的人都不是这样。他们搬弄法律条文，罗织周纳，巧为弹劾，陷人于罪。宁肯使好人受法律惩处，也不让有罪的人免于刑戮。他们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都喜好杀人，只是认为官吏严酷，可免去种种后患。这些人根据自己的感情任意处治无辜，不考虑公正无私。这样奉行法律的人，都是邪恶的小人。

　　“如果是老奸巨滑，伤风败俗，背逆人伦，不忠不孝，故意犯罪的大恶大奸，杀一儆百，以使帝王的教化能够纯洁清静，施用重刑也是可以的。懂得以上两个方面，那么刑政就算很完善了。”

　　其六是“均赋役”，他说：

　　“国家如果没有钱财，就不能保存，所以三王五霸以来都有征税的制度。虽然赋税的轻重程度不一样，而作用却是相同的。现在敌寇还没有平定，军务与国政的开支十分浩大，虽然无法减少，以体恤人民的疾苦，然而也应该在征收时平均，使百姓没有怨言。平均，就是不放过豪强地主，只征收贫弱无告的百姓们的赋税；不放纵奸刁巧伪的人，而加征那些诚实朴拙的平民。

　　“征收租税时虽然有粗略的规定，然而，斟酌交税人的贫富情况而确定缴纳赋税的多少、顺序的先后，都由家长里正提议，由太守县令决定。如果斟酌得宜，就会政情通达，百姓喜悦；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官吏行奸作弊，百姓叫苦连天。”

　　宇文泰对他起草的六条诏书非常重视，常常放在座位的右边。又命令百官们熟读背诵，各地的刺史、太守、县令不熟悉六条诏书和计帐的，不能做官。

　　自从西晋以来，文风竞为浮华绔丽，以后相沿成习。宇文泰想革除弊端，利用魏帝祭祀宗庙，群臣聚集的机会，命苏绰起草《大诰》，奏报天子施行。《大诰》行文朴实，内容丰赡，天子御批“钦哉”。从此以后，文章都按这种格式。

　　苏绰性情节俭，不经营家产，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因海内尚未平静，他常把天下的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广求贤才俊杰，共同弘扬为政之道。凡是他举荐的人才，都升到很高的官位。宇文泰也与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从没有别的想法。宇文泰如果外出巡游，常把预先签署姓名的空纸交给苏绰，如果有需要处理的事情，他就可以随时施行。回来后，苏绰只需让他知道就行了。苏绰常说治国的方法，应当像慈父一样爱护百姓，像严师一样教育百姓。每次与公卿大臣议论朝政，从白天到夜晚，事无巨细，都了如指掌。由于过度劳累，便积成疾病，大统十三年(547)在官位上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宇文泰十分悲痛惋惜，哀伤的情绪感动了周围的人。苏绰即将埋葬时，他对朝臣们说：“苏尚书平生谦逊退让，崇尚勤俭简朴。我想成全他平生的志愿，又恐怕庸碌之徒不能理解；如果给他优厚的馈赠和崇高的封号，又违背了过去我们相知相近的友谊。我进退维谷，拿不定主意。”尚书令史麻瑶越过座位进前说“：过去的晏子，是齐国贤能的大臣，一件狐皮衣服穿了三十年。他死后埋葬，齐主只派了一辆车，为的是不辱没他平生的志向。苏绰既然操行清白，谦让自居，我认为葬事应当从简，以表彰他的美德。”宇文泰认为他说得很对，因而举荐麻瑶到朝廷。苏绰归葬家乡武功时，只用一辆用布幔围起的车运载他的遗体。宇文泰与公卿大臣都步行送出同州的城郭以外。宇文泰亲自在灵车后斟酒祭告说“：尚书您平生做的事情，妻子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只有你知道我的心，我了解你的意。本想共同平定天下，不幸你舍下我离去，我该怎么办？”因而放声大哭，不觉酒杯从手中失落。埋葬的那一天，又派人送去牛、羊、猪三牲祭祀他，宇文泰又亲自起草了祭文。

　　苏绰写了《佛性记》、《七经论》，都在世上流布传播。周明帝二年，让他配飨周文帝的庙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