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类聚唐 · 欧阳询

《艺文类聚》一百卷，是欧阳询、令狐德棻等十余人奉诏编撰的，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６２２年），武德七年奏上，历时三年之久。全书约百余万言，分为四十六部（卷八十一、八十二作一部计），有子目七百二十七个。据１９２６年《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的统计，《艺文类聚》引用书籍达一千四百三十一种，经史子集，皆有辑录。《艺文类聚》的编排体例，从部目看，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后是衣食住行及动植灾祥等，反映出封建时代敬天尊君的正统观念。从内容看，先列“事类”，后引诗文，例如卷一“天部”第１页，先列《周易》、《尚书》、《礼记》等关于“天”的论述，然后在“诗”的部分载晋傅玄的《两仪诗》等，“赋”的部分载晋成公绥的《天地赋》，“赞”的部分载晋郭璞的《释天地图赞》，“表”的部分载宋颜延之的《请立浑天仪表》，这种先“事”后“文”，汇二者为一编的做法，是欧阳询等人在类书编纂上的一个创造。《艺文类聚》以前的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即使由诗文中取材，也只是随意摘句，不录片断。如果要查找与某事有关的诗文作品，则需要去翻检总集，总集与类书在那时是严格区别的。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说：“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文选》（梁萧统撰），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他已经深刻感到了“文”与“事”的分离是前代类书的一大缺陷，给使用者造成极大的不便。正是为了克服这个弊病，“使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艺文类聚》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其后”的新体例。这不但使得类书的面目一新，增加了读者临事取索的便利，而且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它保存古文献的重要性，为后世建树了始料所不及的功勋。《艺文类聚》的先例一开，后起的类书便纷纷效法，宋代的《事文类聚》、清代的《渊鉴类函》是如此，象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鸿编巨帙，同样遵循着“事”“文”并举的成规。《艺文类聚》在南宋绍兴时（公元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年）曾经刊刻过，到明代又有多种刻本。清代学者利用《艺文类聚》颇为勤密，但所用的都是明刻本，始终未能见到宋绍兴本。１９５９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绍兴刊本（汪绍楹认为当是宋末元初的复绍兴刻本）。１９６５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排印出版了汪绍楹的校定本，这是在宋绍兴本的基础上，用冯舒“校宋本”和明刻诸本汇校的本子，也是目前最好的、便于使用的本子。据汪绍楹先生考证，《艺文类聚》的传本大体是完整的，但并非完善无缺，远在宋代就可能有了阙佚。例如书中杂有苏味道、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的诗，而此四人都后于欧阳询，本书是不能予收的，查《初学记》可知，这是宋人刻书时据《初学记》补入的。另外，书中还有其他经后人妄改的错误。《艺文类聚》问世后一百年，唐玄宗李隆基又命集贤学士徐坚等撰集《初学记》三十卷。唐刘肃的《大唐新语》卷九记其事始末云：“玄宗谓张说（按，张说当时以宰相知集贤院事）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按指《修文殿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可见此书是给玄宗诸子检索辞藻典故用的，因而它要求比别的类书简括，《四库提要》称赞它“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之下远矣”。《艺文类聚》引用隋以前的文籍一千四百多种，有人计算过，现存者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引文是今天失传的书，而且其余百分之十的征引，也因为它所援用的是唐以前的古本，在今天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初学记》收文的下限较《艺文类聚》为晚，包括了初唐的诗文，引书存佚的情况同《艺文类聚》相差不多。所以说，《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留给我们的无量功德，就是它们保存了丰富的初唐以前的古代文献。不过这一功德，却并非出于编纂者的本意。由于《艺文类聚》和《初学记》是古文献资料的渊薮，因而在整理古籍时，它们一可用作校勘；二可用来辑佚。举例来说，《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兵部”箭下引《韩子》四条，其中有两条不见今本《韩非子》，而见今本《淮南子》，经查《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箭门，才发现是《御览》的纂辑者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详见中华书局《艺文类聚前言》）又如司义祖的《初学记点校说明》亦举一例，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今年祖龙死”句，《初学记》卷五引《史记》作“明年”，清人考证作“明年”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