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在105年前的今天，1919年5月9日（农历1919年4月10日），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后，受到热烈欢迎

1919年5月7日上午，在5月4日被捕的32名学生，因各方出面保释，全部释放。这时，教育界成为攻击主要对象。在各种压力下，5月9日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辞而别，离京出走。

蔡元培临走前留下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当日，北大学生得知消息后，召集代表会议，议决致函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晚8时，北大教职员开全体会，作出“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推举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等8人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

历史点评：

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为何十年间要七辞北大校长?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均无争议的历史人物大约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提起蔡元培，世人都会想起他扮演过的一个重要角色：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之所以成为国人心目中向往的大学，实始于蔡元培是他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称他为“北大之父”并不为过。

蔡元培为什么受到朝野各方的一致尊崇?当然是因为他的道德学问：一是中、西学兼修，学问背景特殊；二是对革命、对教育有特殊贡献；三是个人品德高尚，无可挑剔。

“知进知退”：七辞北大校长职务

蔡元培是真正的学界泰斗，受到举世景仰是名至实归，鲁迅始终尊敬这位同乡前辈。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我们先看看这张辞职表：

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1917年7月3日；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1918年5月21日；第三次辞北大校长职1919年5月8日；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1919年12月31日；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1922年10月19日；第六次辞北大校长职1923年1月17日；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1926年7月8日。

七次辞职，各有原因。第一次辞职是因为张勋拥宣统废帝复辟，他离京到了天津，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过复辟闹剧只玩了12天就完蛋了。他于当月23日回北大。

第二次辞职是因为北大学生要到北洋政府请愿，反对中日一个军事协定，他劝说不成，当天请求辞职。

第三次辞职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北洋政府抓了许多北大学生。他奔走要求释放，等5月7日学生一放出来，他就公开通电，引咎辞职，实际上他也是以辞职表示和北洋政府的不合作。结果因为政府一再挽留，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他辞职不成。

第四次辞职是在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职员因为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他作为校长当然要辞职。

第五次辞职原因有点例外，因为北大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他愤怒了，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蒋梦麟记得他还说“我和你们决斗”。这次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第六次辞职是因为曾经在北大任教、当时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冤枉逮捕，本来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再抓起来。他了解罗的人格和清白，为了抗议行政干预司法，不与违背法治、腐败无耻的北洋政府同流合污，他向总统和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直到这年6月23日，在杭州西湖边“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还要和胡适商定三个稿子，分别是给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大教职员和北大学生会的公开信，继续他和军阀政府的不合作。他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舆论强烈，彭允彝也因此下台。总统黎元洪出面挽留，他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奇怪的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

1926年6月28日，也就是三年半以后，他从欧洲回国，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但他没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师生和北京9个学校的恳切挽留，又没有辞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从1916年12月以来，10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就换了5次、还有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换了30次，而蔡元培一直是北大校长。

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原因，还有一个答案就在他自己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里。他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他想起1919年春天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开会，有人发言说，现在政府哪个部门能离得开留学生，如果留学生都辞职，政府当得起吗?他提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退有时候比不进重要，所以提出“不合作”三个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一次次辞职，一方面是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一方面是抗议和示范。

已经走上另外一条道路的前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对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不以为然，认为是消极的表示；胡适的看法则相反，认为不合作也是积极的。本文摘自《文人的骨气和底气》，王家声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