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又名江永女书，是一种独特的汉语书写系统。它是一种专门由女性使用的文字，起源于中国湖南省南部永州的江永县。其一般被用来书写属于湘语永全片的江永城关方言。以前在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以及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传承。由于女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严重破坏，再加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及人口外流，现在女书正濒临灭绝。
女书文字的特点是书写呈长菱形，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也被称为“蚊形字”。搜集到的有近2000个字符，所有字符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可采用当地的江永土话（属湘语-永全片）吟诵或咏唱。与汉字不同的地方是：女书是一种标音文字，每一个字所代表的都是一个音。现时文献搜集到的女书文字约有七百个。女书的字型虽然参考汉字，但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由于女书除了日常用作书写以外，也可以当成花纹编在衣服或布带上，所以字型或多或少也有所迁就，变成弯曲的形状。
关于“女书”文字的记载，至今最早能见到的是太平天国（清朝咸丰年间）发行的“雕母钱”。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2005年9月，在湖南省东安县芦洪市镇斩龙桥上首次发现一块刻有女书文字的石碑，打破了对女书材质、流传地域、时间年代等的传统认识。
关于女书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结合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
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为“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
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
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彝)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
有人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认为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
也有人认为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这种观点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这是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来判断的。
女书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中国过去的旧思想使当地女性不可以读书识字：即她们所谓的“男书”，所以当地的女性发明了女书，以作为姊妹妯娌之间的秘密通讯方式。女书严禁男子学习，而一般男子亦会把女书当成是普通的花纹。女书的存在已经超过数百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主人去世后，它们多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很少的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间遗存极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量女书作品被销毁：一方面，作者担心自己用女书书写的秘密会被识破；不少红卫兵基于“破四旧”的缘故，把这些神秘的文字当作“四旧”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之后，只有少量女书作品得以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女性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女性之间不需要使用女书亦可交流，很少有妇女学习女书，女书开始濒临灭亡。现在“女书”只有少数老年妇女才能阅读和书写，从20世纪末开始，通过一批学者努力，这种罕见的女性字符才被世界所了解和认识，并引起了海内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保护女书。
2004年9月20日，阳焕宜——女书的最后一位自然传人谢世。
2006年5月，“女书习俗”进入中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为“世界遗产名录”的候选名单。
何为女书：女性专用的音节文字。女书以汉字为基础变形而成。其字符为斜体，呈“多”字形，流传在我国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东北潇水流域。当地有“一语二文”现象，即当地人说同样的话，却写两种文字：男人写端庄的方块汉字，女人写秀美的斜体女书。
女书是一种音节文字，表达的是通行于江永县上圩镇一带的方言音，其基本字只有390个左右，每个女书字符代表一个江永方言的音节，代表一组与该字符同音或近音的字。因此，女书字符虽少，但基本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汉语方言。在现存女书作品里，可见到洪水传说的记载，或以此为载体，改写的《孟姜女》《祝英台》等宏大的长篇叙事诗，也有以此来转写的唐诗、宋词。
女书是江永当地妇女的生活方式，也是她们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女书作品以韵文为主，主要形式为七言诗，可用江永当地的汉语方言来唱读，被当地人称作“读纸读扇”。女书的载体主要有布面纸本三朝书、折扇、手帕、纸片、花带等。可以说，以女书为载体的女歌、女红等，构成了独特的女书文化体系。
女书体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在男尊女卑的旧制度下，江永的女性通过创造、使用特属于自己的文字，而拥有了话语权，她们既可以“我写”，也可以“写我”。当地女性用女书写自传述身世，写下农事歌谣、乡里逸闻、民间故事，翻译转写汉字诗文等，为研究当地语言文化留下了宝贵资料。
在客观上，女书是汉字文化圈由“表意”到“表音”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甚至可以说，女书是汉字表音化的一个尝试，这是女书在文字学上的贡献和价值。而这样的学术价值或许是最初的女书创造者没有想到的。
女书溯源之难，原因之一是女书为“草本植物”，使用者信奉“人死书亡”，即使用者去世时，其所书写的女书作品都要焚烧陪葬，随之而去。目前，史志文献涉及女书的记录仅见1931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的“花山条”：“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